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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辩护庆祝改革开放40年|田文昌:为国家法治进步做力所能及的事

千禧网 2018-10-11 02:08:48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席卷神州,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也使民主法治建设取得辉煌成果。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证、亲历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田文昌讲述他所经历的改革开放故事。“改革开放后,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错失高考机会的田文昌‘胆大包天’地直接报考硕士研究生,从此与法律结缘”
1977年冬,当570万考生走进尘封十年的高考考场时,田文昌心中却是憋闷。因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他错失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就在几乎绝望之际,田文昌发现一丝亮光。改革开放后,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而且规定可以以同等学历的条件报考,只要能考上,就可以破格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1980年,田文昌考上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田文昌求学的三年,正是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恢复建设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处理经济生活中划分权利的法律,法学研究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3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田文昌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同年年底,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高等法学教育工作座谈会,肯定了改革开放后“积极发展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的高等法学教育”。
“代理的4起案子接连开花结果,与改革开放后法治进步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那时,法治理念和律师办案的环境可以说是迅猛发展”
在田文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第一人”的评价。
1995年,他成为全国由教授转做律师的第一个人。
苦于给学生讲课时案例太少,缺乏切身体会。1985年前后,田文昌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下属的法大律所兼职代理案件。他把律师工作中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1990年前后,田文昌先后办理了几起有影响力的案件。这些案件与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有莫大关系。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禹作敏案。
禹作敏曾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首富村”。
然而,“红”起来的禹作敏开始走歪了,指使手下殴打他人致死便是他的一大恶行。
1990年4月,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遭殴打身亡。刘金会来找田文昌,请求为他父亲申冤。
“当时没有人敢接,我也有所考虑。禹作敏是农村改革开放第一个典型。当时,禹作敏发了很多材料,说我告他的目的不在于他,目的是否定农村改革开放,大帽子已经给我扣上了。另外,我也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田文昌回忆说。
一度,禹作敏出动40多辆车、100多号人来抓刘金会,按照当时的说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抓回来,不能让他在北京告状”。而刘金会当时就藏在田文昌家附近。
“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就要做到底,你担心也没有用。”回忆起此事,田文昌的妻子心疼又有着些许无奈。
1993年,法院以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在田文昌看来,1992年、1993年承办的4起案子接连开花结果,与改革开放后法治进步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那时候人的法治理念逐步往前走,是开放的、进步的。虽然基础差,但是发展快,法治理念和律师办案的环境可以说是迅猛发展”。
“律师首先要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要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律师行业的改革也不断向前推进,律师的舞台越来越大。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刑事辩护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那个时期,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发展洪流中也出现了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问题,刑辩律师代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大要案。
而给涉嫌经济犯罪被告人、涉嫌职务犯罪的落马高官提供辩护的刑辩律师,在无限风光之外,也面临着一个诘问: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这一诘问的标志性案件,当属2002年的刘涌涉黑案,田文昌正是被告人刘涌的辩护律师。
当时,关于“田文昌该不该为黑老大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不是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争论,几乎蔓延了整个舆论场。
面对舆论的质疑,田文昌回答:不这样做,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律师。
两年后,在律师法修订中,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被放在律师职责的第一位。
2013年12月4日,第十三个全国普法日,央视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揭晓,田文昌位列其中。2013年,田文昌当选央视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图为颁奖现场。
颁奖台上,主持人撒贝宁问:您为之辩护的那些委托人里,是宣告无罪的多还是定罪量刑的多?
田文昌:当然还是定罪量刑的多。
撒贝宁:也就是说经过您的辩护,需要受到法律惩罚、被定罪的还是占到多数?
田文昌:是的。
撒贝宁:那是否意味着就像人们说的,你是在为坏人辩护?
田文昌:如果说公诉人诉一个就定一个有罪,那么法官就没有用了;如果说律师辩护一个就都是无罪的,那么公诉机关就没有用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不正常的事情。我从来都认为,律师的辩护,是他维护委托人或被告人应该被维护的那部分合法权益,这是他的职责。一个无罪的人,通过律师的辩护,可以重获清白;一个罪轻的人,通过律师的辩护,可以免受重罪;而一个真正犯有重罪的人,经过律师的充分辩护之后,仍被处以重刑,也可以在程序正义中体现出法律的公正性。
“作为一名律师,我希望能看到律师群体有一个高素质的职业形象展示在公众面前;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更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的法治进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从1980年在西北政法初识法律至今,38年光阴匆匆而逝。在这38载中,田文昌不仅经历了个人的职业转型,他心中法治的种子也随着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而成熟。
而今,作为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参与立法、建言司法体制改革和律师行业建设之中。1995年,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向田文昌赠送“人民好律师”牌匾。
田文昌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办成一所律师学院。
在田文昌看来,中国的刑辩队伍里不乏佼佼者,但还需要更加正规化的严格训练,“中国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培训应是以一种完全进入状态的模拟法庭为基础展开的,从分析案件开始,到法庭调查、质证,在到整个辩论过程,每个人都会进入角色进入状态,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文章为精编版,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全文。)文章来源丨法制日报记者赵丽
编辑|李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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